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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 9, 2009
《低俗小说》看结构
看过《低俗小说》，据说是一个爱电影的人的标签。下载后放了相当长时间，看之前读了大量的豆瓣评论，知道该片的经典传说。其实是由于学传播的关系，一直被其片名所吸引，为什么要叫“低俗小说”？《低俗小说》其实脱俗。
一是导演放弃了好莱坞动作片的表现套路和线性叙事，风格平静而真实，不乏黑色幽默。除了拥有一帮大牌明星表演外，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影片的“环状结构”形式，六个独立的故事依次展开，人物却互有穿插，最后首尾相联，以暴力开始，以非暴力结束，总体结构巧妙而精密，这的确是脱俗的。
二是影片以人物和对白为中心，由于抛弃了线性叙说，全片在总体环状和交叉构成之外，也隐藏着另一个以人物名、内容关键词（比如圣经、金表、脚部按摩等）为线索的“超链接”的局部结构，这很符合今天人们在网上的关键词搜索模式。比如，拎出“脚部按摩”，你就可以立即回忆出黑白杀手的精彩对话，以及老大的女人和那个被抛下阳台的倒霉鬼。所以，希望欣赏精彩情节的观众一定失望。
上述两个结构，环状结构了全篇，超链接提示了具体和细部，有面又有点。
本片英文片名为“Pulp Fiction”，原来与“Fiction”无关；或者说，其内容正是一般低俗的犯罪小说的常规内容。那么，花费2个多小时，导演的意思是什么？
是自嘲低俗，来个撇清？片中几个故事非常简单，涉及暴力犯罪活动，黑社会、凶杀、吸毒、性等，但影片表现着力平淡，台词搞笑、情节推迟、放弃表现等手段都稀释了暴力，如此并不低俗。
还是另有他意引人入胜？正如豆瓣上粉丝们大谈特谈的“环形结构”。只看形式显然是失之肤浅。与其说，环形结构是导演的精妙所在，不如说这就是社会的原生态。或者说，这样一个内容结构形式其实是还原了社会本身的面貌－－社会运转不息，人与人的关系原本就是一个网络、事物本身固有因果，而事件运动也是无始无终，犯罪活动周而复始。如此，环形结构在完美呈现了具体故事的同时，也使影片在思想上溢出了一丝哲学色彩。
不过，和许多其他经典影片相比，该片粉丝们的不少溢美之词，谓其“深刻”、“百看不厌”等，实在言过其实了。影片中最突出的台词，是放下屠刀的Jules在杀人时必诵的《圣经》：
“正义之路上的人，被自私和暴虐的恶人所包围，以慈悲和善意祝福他，带领弱者们穿过黑暗的山谷，因为他照应同伴寻回迷途羔羊，那些胆敢残害荼毒我同伴之人，我要怀着巨大的仇恨和无比的愤怒，杀死他们。当我报复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其实，只有最后一句是来自旧约的以西结书（25:17）。 -
Aug 8, 2009
SNS的代际流动
有报道说，如今英国有更多父母、老师等更大的成年人开始加入网络社交。据英国通信业监管机构Ofcom的数据，15－24岁的年轻人群在社交网站注册人数首次下降，从去年年初的55%下降到今年的50%。而英国成年人注册社交网站的比例达30%，2007年这一数据仅为21%。
是大人们把孩子赶跑的吗？
该报道认为，其原因有二：年轻人要标榜更新潮的东西，他们不愿与大人为伍；一些孩子担心被父母发现他们的网上隐私，不得不离开原有阵地。不过，这肯定也是源于网络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或者说，是流行应用本身的规律使然，所谓潮流的裹携力量。期间，在线应用产品的普及本身要求向更广泛的年龄层扩散。
如此，SNS应用的代际流动也就是自然的。当然，互联网的潮流向来是年轻人发动面向年轻人的。
这是否意味着，Facebook、myspace和twitter等之类的SNS行将退出网络新潮行列？因为年轻人将因为大人们进入他们的“地盘”而不得不寻求更新更潮的东西。
个人感觉，上述三项变化，与国内的情形差不多。比如年龄，中国网络人口中30岁以上人群从1997年的29.1%(据CNNIC第1次报告)上升到2009年的36.3%（据CNNIC第24次报告）。又比如QQ，原来只是年轻一族的最爱，现在似乎是人人皆用。再如SNS，大学生玩“校内”，社会白领玩“开心”，各得其乐。
个人在线产品都有生命周期，像博客被微博超越，播客被视频网站超越等等。
也许，全世界都喜新厌旧。对年轻人来说，SNS本身开始丧失新鲜感，也期待超越。 -
Aug 6, 2009
“贾君鹏回家”事件：舆论加速产品化
尽管“贾君鹏”可能成为永远等不到的“戈多”，随着“贾君鹏回家”事件进入疲劳期，一些别有用心者认领“贾君鹏”引发的纷争也渐出人们的视野。但是，这起网络事件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强烈地警示人们，在商业力量的介入下，网络舆论（在此主要指网民自发舆论）正在加速商业化和产品化。Google Trends：“贾君鹏”搜索统计
追问有没有，以及谁是贾君鹏，已经毫无意义。这一事件是完全的网民自发行动，还是真系某网络炒作公司一手策划，其实也不重要；因为既然后者借此自爆了网络炒作有内幕，那么值得反思的是，为什么无辜的网民会一次次受骗，进入网络推手预设的圈套？
更值得注意的是，诸多推手事件（最近如“北外女生退学门”）正在揭示一个越来越清晰的事实，原本属于信息与民意流动的自发传播行动，及其产生的网络舆论，正在成为实实在在的网络商业产品。
而这一新型商业产品的实际生产者，正是千千万万被推手们利用或驱使的网民。
这再次让我想到了我暂且称之为“信息羊”概念的现象。
“信息羊”在此：http://today2100.blogbus.com/logs/38580709.html
在网上，由商业推手主导的舆论产品的生产链可能是这样的：
公司（企业）面临市场问题→注意力资源的外包需求 →
推手或炒作公司（创意者与策划者）→设计独特的原“信息”或“事件”（作为一次产品的刺激）→
公司推出产品及前期驱动 →一般网民的关注、参与、制造（信息羊群的培育、进食与产出）→
广泛持续的参与使网络舆论产品成型 →舆论进一步产品扩大化（虚拟品与实物等的延伸）
期间，作为雇主提供外包业务的公司企业（或某事件的当事人）、作为中介提供有偿炒作的公司，以及作为推手的网民，都从中获得相应的利益（利润）。如果说普通网民有收益，那就是满足了娱乐。如果说媒体也是这一链条中的环节，其收益当然就是受众的注意力。
另一种情形可能是，在非己主导的网络事件发生过程中，某些利益诉求者也可能借助该事件，中途置入可能引发对己有关注价值的“刺激物”，使事件朝利己的方向发展，做借鸡生蛋的事。
一个网络事件（或假事件）作为刺激物的网络舆论产出，至少有三种产品形式：
一是自然产品。信息流动自然生成的舆论，即事件及其发展本身即可生成、或在非商业控制下形成的网络舆论，被固化在各类空间、网页。例如在“贾君鹏回家”事件中，这包括大量有关的各形式的网文、PS照片，以及《贾君鹏之歌》、《贾君鹏的传说》、《史记•贾君鹏列传》和《我是贾君鹏》等一系列的网络文艺作品。
二是商业产品。即雇主和炒作公司需要的产品。在上述事件中，它可能是对“魔兽世界”游戏、新代理商网易等的关注，这是注意力被商业化后的产品。而且，自然产品的价值可转化，并提升商业产品的价值。
三是后续或延伸产品。其中包括一部分实物产品。例如上述事件中，有经济头脑的网民设计并销售了有关贾君鹏的T恤。
可见，网络推手事件是如今商业舆论生产的新领域新形式。而在上述生产链中，背后的利益链并非完全与其重合。关键是作为信息羊，舆论产品的实际生产者与公司企业策划者并不存在劳资关系。
换句话说，在网络舆论的商业化中，互联网本身就是引擎，网民就是柴油和熟练工，还免费。 -
Aug 3, 2009
无聊&娱乐
无聊与娱乐，仅一步之遥。近日，像恐怖组织声称对某爆炸事件负责一样，有北京某公司也站出来说，近期闹得沸沸扬扬的“贾君鹏回家”事件系为该公司之炒作成果。
报道称，“贾君鹏回家”策划“总计动用网络营销从业人员800余人，注册ID20000余，回复10万余。”这个创意也让策划者赚了“6位数”。报道又说，就在该事件逐渐退烧的时候，该公司“突然自曝是他们制造了'贾君鹏'，目的是帮助一款游戏保持关注度和人气。”
既然是“自曝”，那贾君鹏事件是否真系该公司的战果，也是打了问号的。若“贾君鹏回家”果真为该公司炒作，是否涉嫌对网民的欺骗？
报道引用了策划者黄某某的话说，“这要看怎么理解了，现在的网民娱乐级别比较高了，能够自娱自乐，不就是玩嘛，也都玩得起，所以不存在什么欺骗。而且最后我们愿意把这个事情披露出来，就是不愿意把网民蒙在鼓里，让网民觉得太委屈。”
我们是否可以照黄某的逻辑这样演绎：现在的你脸皮够厚了，能够自扁他扁，捅你一刀再给说这是表示无限亲切，不就是捅嘛，也都捅得起。孟子说，“知耻近乎勇”。知了耻，而后可勇？现在人说，“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现代谚语说，“人不要脸，百事可为。”陈凯歌又说，“人不可无耻到这种地步。”
以上几句话，送给所有无聊且不知耻的炒作者。人贵有自知自明。可是既做婊子，又立牌坊，这样的事古人今人一直在做。
看来，现代的无耻和娱乐，也只有一步之远。 -
Aug 2, 2009
NGB示范启动
7月31日，科技部、广电总局和上海市政府举行中国下一代广播电视网（NGB）启动暨上海示范网部局市合作协议签字仪式。至此，NGB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
NGB以有线电视数字化和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CMMB）的成果为基础，以我国自主创新的“高性能宽带信息网”核心技术为支撑，旨在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三网融合”、有线无线相结合以及全程全网的下一代广播电视网络。其主要特性是“全程全网”、“互联互通”、“可管可控”。 技术加速发展总为未来提供无限自由的想象。不久后的广电系将完全可能像目前移动运营商介入影音传播一样，演变为与中移动、中联通、中国电信并列的第四大数字通信运营商。 -
Jul 30, 2009
自戕策略
卖蟑螂药的广告。
－－蟑螂是厨房中的头疼大事。民间广告自有智慧。 -
Jul 28, 2009
加沙战争中的以色列舆论宣传战(下)
四、网上宣传：虚拟世界刀光剑影，互联网成为重要新战场
在武力对抗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以色列更在乎战争合法性的获取。如今，打一场在精神和土地上都胜利的战争，互联网绝对是成本低、传播效率高的一个舞台。以色列的网络宣传战利用“首因效应”，运用自己强大的技术力量，发挥网络传播优势，引导国内国际舆论，把握舆论战的主导权。
一是充分利用网络渗透性和直观性强的特点。将视频、音频与文字的巧妙结合，让互联网成为最直观的展示舞台，同时又能够避免受到媒体“把关人”的删改和编辑。12月29日，即对加沙空袭后第三天，以色列国防部就在著名视频网站YouTube上开设一个专门的军事频道，向国际社会发布以军对加沙地带发动精确轰炸、分发援助物资和其它外界感兴趣的视频，供网民点播，几天就有近二百万的浏览量。在这些视频中，以方更多强调是以色列打击的是恐怖分子。例如在一段视频中，数名巴勒斯坦男子正在将火箭弹搬上卡车，以便前往边境地区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数分钟后，当这些人完成搬运工作后，他们在以军发动的空袭中全部毙命。以军一架无人机拍下了整个过程，这个视频宣传试图帮助观看者明白，这些在空袭中丧生的人对以色列不抱有和平目的。在另一些视频中，反映的是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展示当地居民受伤，救护车穿梭往来。可以通过这样的内容，以色列展示了“受害者”形象，有利于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此外，有的视频还努力宣传以色列决策的“理性”，有的则展示了哈马斯利用“人盾”躲避以军袭击，而以军战机非常“精准”地摧毁了哈马斯目标，借此强调以军空袭行动无意伤害巴勒斯坦平民。
二是利用互联网传播的交互性。与网民交流互动，激发他们的参与意识，传播以方的观点，从而影响舆论。对可能带来各种意见的纷争，导致舆论的情绪化、分散化以及负面舆论形成等问题，注意因势利导，做好解释和疏导工作。以军方开设YouTube频道一天后，以色列驻纽约的领事馆进一步借助网络和大众媒体开展宣传攻势，利用另一个著名网站网上即时信息工具Twitter召开了一次网络新闻发布会。Twitter允许人们发送140字符的讯息互相交流。为了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关注这一事件，以色列领事馆工作人员在2小时的网络新闻发布会上，回答了大量网友提出的问题。例如，一名网友问以领事馆为什么发起这次Twitter方式的网络新闻发布会，以领事馆回复说：“可以看到Twitter上的辩论，以及持不同意见和信息的人群。认为这是发布官方信息的一个好途径。”另一名参与讨论的网友问这次军事行动是否足够确保加沙地区的人道主义事务，领事馆回复说：“不。这次行动的唯一目的是保卫以色列的边境，让以色列人的生活更安全。”这一Twitter交流项目已经吸引3000多人参与讨论，尽管这一形式不足以谈论复杂局势，但它向对这个事件感兴趣的人提供了一个参与的途径，并为以方获得国际社会更多阶层的理解和支持力量提供了可能性。五、信息管制：重视舆论安全，采取信息控制和新闻封锁
平时，以色列媒体和外国记者享有比较充分的新闻自由。但战争发生后，有关战争的舆论宣传不但受新闻规律的约束，更受战争宣传规律的支配。以色列在加沙战争中采取了信息控制和新闻封锁的做法，任何一个国家都会这样。各国记者云集以色列，对于记者企图前往加沙战场采访，一概拒绝，理由很冠冕堂皇：出于对媒体人员的人身安全考虑。在空袭加沙前的去年11月，以方就关闭了加沙边境口岸，禁止食品、燃料、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和外国记者进入加沙地带。“铸铅行动”开始后，以色列早早沿边境地带划了一圈3公里宽的军事限制区，所有路口都有军警把守，绝对禁止媒体记者进入，对于记者们的其他要求则尽量满足。其策略就是严格控制新闻报道，因为一旦出现平民伤亡，外国媒体的报道肯定会让以色列招致更多谴责。此外，以色列也不希望国际媒体正面报道哈马斯武装的军事行动，助长对方的士气。
以色列把为外国记者而设的新闻中心设在了经常遭受哈马斯火箭弹袭击的以南地区。这样做的好处不言而喻，当这些外国记者无从采访到前线的战况，那么火箭弹下以南地区以方居民的生活景况就是他们最容易提取的新闻素材。让外国记者更多报道地以方遭受哈马斯火箭弹的袭击事实，更能够在全世界面前表现出以色列受害者的面孔。如此，严格的新闻控制导致媒体报道严重依赖以军方消息，这正是以色列所需要的。通过官方渠道向外界通报最新动态，显然更容易达到统一新闻口径的目的。在发动空袭的三天内，以色列就多次召开新闻发布会，包括以色列国防部长在内的多位高府官员都曾参与。
然而，以色列的新闻控制有局限性。在加沙地带设有常驻机构的一些阿拉伯语媒体，例如著名的半岛电视台和阿拉比亚电视台，仍能大量报道加沙地带的人员伤亡情况。全世界都能看到的一些加沙地带人员伤亡的镜头，很多是由这些媒体报道出来。半岛电视台和阿拉比亚电视台因此得以“垄断”这方面的新闻报道。也正是由于外国媒体不能进入，这些报道的客观性无法得到验证。事实上，的确发现一些照片和影片被做手脚，比较突出的一件事就是一段广为流传的医生抢救伤者片段，后来被证实是在摄影记者的要求之下的事件重演。另一方面，由于大部分媒体不能进入主要现场，他们雇佣加沙居民，并对后者进行短期培训，或聘请有新闻从业经验的人员，以及当地记者充当“特约记者”，通过他们了解战争的进展，这一做法被称作“国际报道本土化”。这些人对当地状况比较熟悉，遇到突发状况能够做出比较快的反应。很多情况下，当地政府也会对外国媒体有一定的限制，特别是在哈马斯控制下的加沙地带，有着外国面孔的记者出现在大街上会有相当大的人身危险，因此雇佣当地人成为法新社、路透社等众多国际知名新闻机构的选择。人们所看到的加沙地区的新闻报道和图片，很多是出自这些当地雇员之手。
为了控制新闻报导，以色列还采取了一种极端的封锁媒体手段，即军事手段的心理恐吓或警示。以军坦克15日上午开进加沙城中部，以军把奥马尔•穆赫塔尔大街上媒体集中办公的曙光大厦当成轰炸目标，阿布扎比电视台的两名摄像师被炸伤了，电视台的办公室被毁。曙光大厦整幢大楼几乎全被媒体租用，不仅有巴勒斯坦当地媒体，而且还有路透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英国广播公司和福克斯新闻社等西方媒体，因此也被加沙人称为“媒体大厦”。“媒体大厦”的位置早已经向以军通报过，不可能是“误击”，实际上是对坚守在加沙地区工作的记者们发出的威胁。
尽管不断攀升的加沙平民死伤数字、惨不忍睹的加沙城照片，每日都从加沙地带不断传播出来。但是，以色列舆论宣传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有些国家的政府对以色列军事行动在一定程度表示理解。在美国国内，舆论对于以色列军事行动并不完全持一个谴责的态度。甚至有美国记者对主流媒体将以色列“妖魔化”表示愤慨。在英国，《经济学人》尽管对以色列持批判态度但也认为以方军事行动是因为受到了哈马斯的挑衅。同为阿拉伯国家的沙特就非常不满于哈马斯用火箭弹招惹来以色列的报复。在各国互联网上，随处可见数量非常可观的网民在“支持以色列部队制止来自加沙的恐怖袭击”。在加沙地带，以色列的舆论宣传在巴勒斯坦平民中引起了漫天谣言，在某种程度削弱了哈马斯对当地百姓的影响。
由上可见，在重大的政治和军事行动中，传播媒体显然成为国家的“明显资源”。在进行军事战斗的同时，高度重视舆论宣传战，整个国家机器高效运转，抢占舆论先机，采用新闻对抗、新闻控制的手法，同时注重网络这块新兴阵地的争夺，引导战争舆论向符合国家、民族利益的方向。这些，对我们都值得借鉴。（The end）参考文献：
[1]刘培庚.试论新闻宣传战在信息化战争中的运用[J].国防，2004.5
[2]孙文广.美国战时舆论宣传论析[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7.5
[3]于阳.以色列发动大规模国际公关 扭转谴责以舆论[N].环球时报，2008.12.29
[4]张乐.以色列和哈马斯通过网络等媒体展开宣传大战[N].新京报，2009.01.14 -
Jul 27, 2009
加沙战争中的以色列舆论宣传战(上)
摘要：军事战争必须辅以卓有成效的宣传战才能打胜，这是最近加沙战争中以色列重视舆论宣传战的主要原因。在战前动员、战中和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方面，包括互联网在内的以色列媒体严格按国家战略意图，或冲锋陷阵，或信息封锁，力求传播自己，同时压制住哈马斯的声音，有力地引导舆论服务于战争目标，朝向符合国家、民族利益的方向。
关键词：以色列；舆论宣传战；加沙战争2008年岁末，以色列对加沙地区的哈马斯实施大规模空袭和地面进攻，这次战争持续20多天，震惊世界。与此同时，以色列进行的另一场战争——舆论宣传战，同样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攻心为上：以色列格外重视此次舆论宣传战的原因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人类战争史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谁控制了新闻和信息，谁充分有效地利用了舆论宣传工具并获得民心向背，谁就可能在政治、外交甚至军事方面占有主导权。可是，在长期的巴以冲突中，国际舆论一向对以色列不利，军事上强势的以色列一直在国际法庭上处于被告席上，而失去家园的巴勒斯坦人总能在情感上获得世界各国人民更多的同情。即便是对于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动的各种恐怖袭击，国际媒体也是以描述性报道为主，舆论谴责的不多。
近几年的教训也使得以色列对舆论宣传高度重视。2006年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发生冲突时，当时新闻媒体被允许随便进入黎巴嫩做现场报道，结果有媒体披露了以军司令部内的谈话等内容，不仅在客观上帮助了真主党，也造成了以色列国内的混乱，使以色列政府和挺以色列的美国政府均受到国际国内舆论相当大的压力，并导致最后以色列清剿黎巴嫩南部真主党未成功。同样，在本次以色列对哈马斯进行的军事打击中，以方对巴方展开空袭活动的第三天即受到国际舆论几乎一边倒的谴责。而随着战争的进程人员伤亡不断增加，国际社会愈加高度关注，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战争进攻一方的以色列势必承担越来越大的舆论压力。因此，以色列密集部署军力、军事打击的同时，也展开一场史无前例的国际舆论宣传大战，按战略意图发布舆论，引导舆论，同时抗衡对方的信息。
在哈马斯上台之后，以色列希望能够通过单边撤离行动换取和平，但哈马斯方面要毁灭以色列的根本立场并未因此改变，不断地发射火箭弹袭击，以方认为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想通过此次行动给予哈马斯深刻“教训”。为此，以色列本次重要的宣传策略是攻心战，试图树立自己以“受害人”的形象，努力通过媒体将这场冲突描画为不得不采取的行动，强调这是取得安全、避免平民伤亡采取的行动。以方还向国际社会呼吁，哈马斯是恐怖组织，而以色列是一个国家。长久以来，国际社会对于以色列的舆论都是不公平的，哈马斯不能依靠其“弱者”地位肆意危害以色列平民安全。以色列希望尽可能消弭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对其军事行动的负面观感，从而减少本国政府的国际压力和盟国政府（主要是美国）在给予外交支持时受到的国内政治压力。
二、舆论造势：政府统筹多部门配合，抢占先机，争取国际舆论支持
战前的舆论宣传极为重要，可以形成对己方有利的舆论环境。这次冲突中以色列的舆论宣传战比发动军事行动的时间也提前很多，且非常高效。早在九个月前，在以总理奥尔默特的办公室下即成立了一个国家信息总局（National Information Directorate），专职协调媒体与政府部门的工作。战争打响之前，政府高官亲自上阵展开一系列外交活动，引导舆论，试图为准备中的攻击创造“方便的”国际环境。这些活动包括奥尔默特访问土耳其、外长利夫尼赴开罗会晤主持停火斡旋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总统佩雷斯接受数家西方和阿拉伯媒体采访等等。
以色列外交部门是这次舆论宣传战的主力。空袭开始后，以色列外长利夫尼立即指示外交部采取紧急措施，敦促正在国内休假的外交部官员迅速返回工作，并针对国际社会反应调整国际公关行动，试图得到尽可能多的外部支持。在以外交部中，其公共事务分部设有一个信息部门，15名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监视来自中东、美国和欧洲的阿拉伯语媒体和西方媒体的反应，一旦发生需要以政府做出官方响应的新闻事件，该部就将新闻内容分发给相应的人，由后者决定如何响应，然后再由信息部门采取行动。几乎在以色列对加沙发动空袭的同一时间，以外交部就在以南部城市斯代罗特设立了专门的新闻中心，有若干个以外交部发言人被派往该中心工作，分别以英语、法语、俄语等多种语言向世界各国媒体传达以方观点和战争的最新动向。以色列政府的新闻发言人训练有素，在镜头面前西装笔直，以流利的英文用西方观众所能认知的政治措辞来为以色列的立场辩护。对于西方观众，尤其是英美观众而言，以色列方面打造出来的这个形象明显较为讨好。①
以色列驻世界各地的使馆成为这次舆论宣传战的滩头堡垒。战争爆发伊始，以色列外交部紧急召集其驻外外交人员，要求发动国际性舆论宣传活动，向国际社会传达以方意见，并不断强调，以色列有权保证自己国家人民的安全，希望国际社会不要单方面谴责以色列，也应向哈马斯施压。各地使馆也密切注视所在国家的反应，及时采取行动。例如，空袭加沙的第二天，以驻华使馆就向中国主要媒体散发了《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声明》、《以色列外长声明》以及参加大使记者会的通知。以色列驻华大使安泰毅于去年12月29日和今年1月6日、12日在北京召开了三场新闻发布会，与以军在加沙的军事进攻保持着时间上的同步性。其间还于1月5日做客新华网，扩大受众面。在第一次记者会上，以色列驻华大使安泰毅给京城的记者们播放了一段名为《15秒》的短片：稚嫩的以色列儿童正在室外聚会，突然警报响起，孩子们飞快地跑进屋内，晃动的摄像机记录了丧生、受伤，医疗队展开救援，前后持续时间仅15秒。短片所描述的是位于加沙地带北面，以色列小镇斯代罗特的居民遭受哈马斯火箭弹袭击的场景。在传出新华社加沙分社被炸的消息后，安泰毅亲自在去年12月2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予以澄清。安泰毅在记者会结束时，对所有记者表示：“只要通过新闻官就能采访到我，电话、电邮，各种方式都可以。”在第三次新闻发布会上，安泰毅大甚至使用中文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②显然，安泰毅因地制宜地、中国化地使用了合适的劝服策略。
三、新闻对抗：发达的媒体业冲锋陷阵，强大的技术力量干扰对方
大众传媒是这次舆论宣传战的主战场。以色列政府的各新闻和舆论发布部门严格按国家战略意图进行舆论制造和发布，引导舆论向符合国家、民族利益的方向，服务于战争目标的达成。把舆论宣传作为战争中的一种必不可少的作战行动，纳入整个作战计划加以统筹考虑,使战时舆论宣传与直接军事打击密切配合,达到“软杀伤”与“硬摧毁”的有机结合。
以色列的媒体业发达，现代信息手段齐备，几乎能够随心所欲地向全世界传达自己的信息和观点。在以色列，人们习惯将电台和电视台称作“公共媒体”，完全由政府操控。以色列人的生活同政治、同局势息息相关，非常关注新闻。“以色列之声”和“军方电台”的广播是许多以色列人获取新闻信息的主要渠道。尽管报纸在以色列是完全独立的，纯属商业性运作，但在这次战争中基本上一边倒地站在政府一边，赞成对哈马斯的军事进攻。而且，以色列媒体的宣传攻势随着战争升级而更趋激烈。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播放的电视画面中，人们几乎看不到以色列空袭加沙的场景，也看不到爆炸后的惨烈景象，更多的是则是哈马斯武装如何向犹太人居住区发射火箭弹。另一方面，以色列媒体还一直和哈马斯媒体短兵相接。当哈马斯电台播报又击毙了9名以军士兵，并许愿说希望这个数字会不断扩大之时，以色列电台也不甘示弱，马上反击称这9名士兵只是身受重伤。如果哈马斯方面声称击毙3名以军士兵，以色列方面一定会播报有至少30名巴勒斯坦人在空袭中丧生。同时，以色列还通过强烈的军事打击迫使哈马斯电台转入地下，并通过强大的技术力量干扰哈马斯媒体，时常打断加沙地带的当地广播，警告当地居民断绝与哈马斯武装的合作；经常打断哈马斯阿克萨电视台的节目，强行播放以军在加沙地带攻击民房的画面以警告加沙城居民不要前往战区。
其他一些传播媒介也在这次舆论宣传战中被广泛使用，例如小传单。以色列广泛散布宣传单来打心理战，传单上印着：“拉法居民，由于哈马斯利用你们的房屋偷运和藏匿军火，以色列国防军将对巴哈尔大街与埃及边境之间所有武装人员、地道以及地下藏有地道的建筑进行打击。”用以警告加沙地带居民，制造恐慌，呼吁加沙城居民抵制或远离哈马斯武装。据称，在邻近埃及的拉法市就有3万居民在看到以军的宣传单后撤离了自己的住宅。另外，以军还通过直接给加沙地带居民打电话、发短信等手段劝说他们撤离家园。一些加沙城居民还目睹了以军战机用加速飞行的办法，在低空发出巨大轰鸣，以此“轰炸”当地人的心理，尽管这种做法给加沙地带的孩子们造成了巨大的心理恐惧。（注：本文第一作者应吉庆 江西农业大学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未完待续） -
Jul 26, 2009
质疑“悬疑新闻”(下)
三、质疑悬疑新闻成立的种种理由
对悬疑新闻持支持或基本认同的人有许多理由，笔者认为它们都值得质疑：
1、悬疑新闻存在于受众的知情期待。的确，悬疑新闻的内容多见于各类社会事件、天灾人祸、娱乐八卦等，非常迎合受众的需求。可是，没有哪个人想从媒体上读到假新闻，即使它们被号称为“独家报道”。事实上，许多悬疑新闻后来证明是假的，甚至是报道者有意无意地造假。所以，认为受众有迫切需求就可以来个“或”、“传”，这个说法是委过于人，后果可能是借刀杀人。
2、新闻是抢出来的。现代新闻竞争以时效性为重中之重，因为人人都想先睹为快。但真实性要优于时效性，这既是新闻界的传统共识，也是“新闻必须是真实的”铁律。因为“萝卜快了不洗泥”，常常导致事实有水分甚至出现错误。快是快了，但虚假报道对社会和个人的不良影响也已既成事实，难以挽回。所以，这个说法也是让读新闻的人为写新闻的人受过，显然有失公平合理。
3、悬疑新闻有不确定性的判断。应该允许记者基于一部分真实情况对事实发展做出不确定性的判断。但是，信息的价值显然在于减少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不确定性的，而不是相反，新闻尤其如此。因此，悬疑新闻的理念本身就违背了信息的本质，也就很难说这类报道属于新闻范畴，让人们读这类“新闻”越多也就越容易对真相觉得糊涂和混乱。一些支持者认为，悬疑新闻将因为及时跟踪报道可以对之前不准确的判断进行后续的纠错，似乎这样就万事大吉了，以至又有“纠错式新闻”（指对已有的虚假新闻进行事实“澄清、纠正”的报道）一说，也很值得商榷。前面提到，真实性高于时效性，寄望于后续报道来纠错，实在是危险的想法，这不仅没有鼓励记者以踏实严谨的工作作风去努力核实事实，而且可能怂恿了虚假报道。
4、消息来源无法迅速核实、事实演变尚未定论。其实，许多悬疑新闻是记者不愿意多花精力或根本没有核实信源，或者道听途说，甚至干脆从网上非正式渠道拷贝复制他人内容。有人说，“事实上是有人如何如何说了或传了，记者只是据此实来写”，这看上去的确客观，实际上是忽悠受众。又如上文《传奥巴马夫人要生白宫宝宝》，到底是谁在传呢？其权威性或专业性如何？难道其中就没有人在“传”这位夫人根本没有生宝宝的迹象么？记者凭什么非要采信那个传而不是这个传呢？是什么新闻观念在作怪？显然，客观报道不是纯粹自然主义式的反映，流于表面客观，不讲信源的可靠性和真实性、不凭证据来写，天下将为之大乱。有些悬疑报道实在是因为做贼心虚，既怕人们误会了媒体的好意，又担心将来因报道失实惹祸上身，只好搞成模棱两可的“悬疑”，以免其责。
5、“悬疑新闻”的操作是一把双刃剑。有些人，但凡谈到棘手或复杂的事物时必言称“双刃剑”，好像用了这个词就可以对这类事物来个“一言以蔽之”，实际上等于没说。怪就怪在，既然知道它是双刃剑，何必又要冒着于人于己都有50%的危险把玩呢？可能一些悬疑新闻即使事实错了也不会有大碍，但要“不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笔者以为，对悬而未决的事情应该是能不报道的就不报道。
6、“悬疑新闻”是新闻定义外延的再次扩张。诚然，对什么是“新闻”完全可以质疑，权威定义也可以修正。但新闻总归要是事实且真实的事实，这个共识仍然坚不可摧。而大量悬疑报道的事实却被最终概率证明是假的；哪怕有一条是假的，对社会也完全可能造成祸害。所以，这个提法实在危险，可能误导形成一些错误的新闻观念。
有人搬出了名言“存在即合理”，认为既然老百姓喜欢先睹为快，新闻界何乐而不为呢？然而事实上，没有人拿出实证来证明人们的确喜欢这样的悬疑新闻。凡事打着“受众是上帝”的旗号，实在是一种新闻界的“无为”思想或懒人思维。
所谓“悬疑新闻”暴露了当今新闻界的价值观念问题。有几种：一是“抢先第一、真实第二”，为时效牺牲真实；二是懒，工作作风不踏实；三是搞“新闻赌博”，过分玩独家；四是猎奇本能，甚至是“唯恐天下不乱”，认为越惊爆越能打动市场；最后是有缺陷的“受众本位”思想，完全迎合受众需求，实际上媒体的经济逻辑隐藏其后，最终又损害了公共利益，使这个新名词成为媒体逐利的“遮羞布”罢了。总之，悬疑新闻既在理论上很难立足，在实践中又贻害多多。如果有一天，人们在读完一条新闻后都要问：“是不是真的？”那新闻界就离寿终正寝不远了。（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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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 25, 2009
质疑“悬疑新闻”(上)
个人觉得，有关“悬疑新闻”的讨论，无论正方还是反方都各有些道理，但“悬疑新闻”这个新名词本身就很悬疑，令人难以认同。一、悬疑新闻与新闻事实
悬疑新闻引发争议的关键是这类报道中的事实。这个“事实”是指“尚未发生”或“可能会发生但并不能证实的”事实，或者说“新闻事实的最终结果悬而未定”。因此，在悬疑报道中常常用“或”、“传”之类的字眼，表示这种不确定性。
所谓事实，简单说来就是事情的真实情况。在新闻中，事实就是客观上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但是，悬疑新闻中的事实发生与否仅仅可是一种未来的可能，进而也就难以确定其发生时是否与报道时的推测相吻合。如果不吻合，那么之前的悬疑报道就有虚假新闻的嫌疑，至少客观上给生产假新闻开了绿灯。
我国新闻界目前仍然公认陆定一先生对“新闻”的定义：“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在实践中这个事实也包括将要发生的事实。不过，这个“将要发生的事实”通常都是在预计中肯定要发生的，之所以提前报道，主是为了真实地“预告”。比如“两会”召开之前对“两会”具体议程安排、有关代表提案的报道等等，是先睹为快的需要。而悬疑新闻中的事实，则不是肯定会发生的，其发生与否仅仅是一种逻辑上或概率上的可能，而非对未来事实的肯定性预告。例如2009年2月2日环球时报刊载的《传奥巴马夫人要生白宫宝宝》，“生”与“未生”，各只有一半的可能性，纯粹是概率推测，怎么能叫事实呢？如此，报道悬疑新闻并非简单的时效性问题，在理论上很难站得住脚。二、悬疑新闻不是预测性报道
有些悬疑新闻报道也会用到“将”、“可能”之类的时间概念，给人以预测事态的样子。但“或”、“传”与“将”之间是有显著差别的。前者主要是概率上的种种可能，导致最终事实或结果无法确定。比如《田文华律师：田最高或判无期》、《传希拉里克林顿拟离婚》两文，都是在两种以上的可能结果中进行猜测；而后者，比如《首批大学生“村官”将解决再就业》，指的是事实发生的将来时态，即以后肯定要发生的，而非概率的可能。
也有必要将悬疑报道与预测性报道区分开。预测性报道横跨新闻学和未来学范畴，尽管它也对陆定一的定义提出了挑战，但其预测并非随心所欲，它要求报道者必须从足够数量的权威或专业的信源那里获取令人信服的已有事实、丰富翔实的数据等等，即基于无可回避的现状对按事物运动的规律或轨迹进行科学的分析、推理。而悬疑新闻则不然，大多既没有必要或充分的已有事实，也不见有逻辑或合理的分析，常常是对没有证实的客观传闻的记录，或者是在一般地综合各方信息后对事实发展可能进行主观猜测，其未来发生的可能性比它在预测性报道中更低。例如最典型的是2008年6月16日广州某报刊发表的《教师队伍不容“范跑跑”？——范称教育部通知校长取消其教师资格，但至截稿时并未见正式发文》，从标题即可看出记者是单方求证，并没有向权威信源（教育部）证实，否则这条假新闻不可能出台。可见，悬疑报道与预测性报道相去甚远。（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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